比较拉马克学说和达尔文学说的异同

1、相同点

（1）都认为物种是可变的，在自然界里，在环境的影响下，发生变异，并且从一种生物类型变为另一种生物类型。

（2）都主张生物的进化史渐进的。

2、不同点

（1）起源不同

拉马克学说：认为最原始的生物源于自然发生，各系统或群体生物并不起源于共同祖先，是典型的生物进化多元论的观点。

达尔文学说：生存的物种都溯源于共同的祖先，共同起源是生物进化一元论的观点。

（2）对适应起源看法比不同

拉马克学说：用进废退或获得性遗传是一步适应，即变异是定向的，“变异＝适应”。

达尔文学说：适应是两步适应，第一步是变异的产生，第二步是通过生存斗争的选择，即变异是不定项的，“变异≠适应”。

（3）创立的背景不同

拉马克学说：在同灾变论的斗争中创立的。

达尔文学说：在同神创论的斗争中创立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达尔文学说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拉马克学说

两种学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对于进化这一命题，基本的问题只有两个：“变与不变”、“假如变，那么如何变”。在前一个问题上，拉马克和达尔文的回答是一致的，但对于后一个问题却出现了分歧，也就是说两人对改变的机制所做出的解释不相同。下面从细节上分析相同点与不同点。

两位学者的结论都来自于对事实材料的分析和综合，从而我们可以断言，他们的结论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1799年，拉马克在他的“无脊椎动物”课程学年开场白中仍然表明物种不变，这种思想观点是从植物学家de Jussieu和林奈学派沿袭而来的。但随后拉马克于1800年5月11日的讲演中展示了他的进化学说，其中已经包含了他的著作《动物哲学》（1809）的基本要点。有不少研究拉马克的历史学者往往掩卷自问是什么新的发现促使拉马克在1800年接受了这种新观点。据Burk Hardt（1977）研究：拉马克在18世纪90年代末期，他的好友Bruguiere去世后接管了巴黎博物馆的软体动物部分的收藏。当他开始研究这些既包括化石又有近代软体动物的收藏品时，发现不少贻贝和其它海洋软体动物的现存种和化石种很相似。在许多情况下确实可以将早期的化石和较近的第三纪地层的化石按历史年代自现代种开始排成序列。在资料相当完整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排成几乎不间断的种系谱。[5]正是这方面的研究，坚定了他的进化思想。在环球航行时，达尔文在生物和地质方面的研究留下了内容丰富的旅行日记。达尔文在1837年环球航行结束时，其进化思想就已经初步形成，但他出于对科学的认真态度而不轻率的下结论，坚持继续占有大量的事实资料，研究了家养条件和自然条件下的变异、种系发生与绝灭、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以及自然选择学说的难点等等（从《物种起源》中可以看见极其丰富的事例）。直到1859年，他收到生物学家华莱士与他的想法一致的论文时，才同意出版了《物种起源》。

早在16世纪，文艺复兴后人们出于对于自然科学的渴求，就已经开始在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形态学和分类学、古生物化石和地质学方面，积累了相当程度的事实材料。到达尔文时代，在大量的事实材料面前，物种可变的命题已经无可辩驳了。但对于变异的机制和进化的动力，两人分歧明显。在这个问题上，两人唯一的一点相同之处仅在于，达尔文对“获得性状遗传”持中立态度：他在《家养条件下的变异》中明确提到“习性和器官使用和不使用的效果”[1]。

拉马克认识到了变异的普遍性，但否认了变异的随机性：“拉马克认为引起进化演变的首要原因是谋求更加复杂化（完善）的天赋。‘在相继产生各种各样的动物时，自然从最不完善或最简单的开始，以最完善的结束，这样就使得动物的结构逐渐变得更加复杂。’这种趋向于更加复杂化的倾向来自于‘上帝所赋予的权力’。”[5]可以看到拉马克把变异认为是定向的、出于某种需要而发生的。达尔文则在《家养条件下的变异》中写到：“相似的变异发生在不相似的条件下，而不相似的变异发生在相同条件下……不定向变异比起定向变异，是在改变了条件下的更普通的结果”。他还在《自然条件下的变异》中写到：“个体差异是指同一父母的后代中出现的许多微小差异……个体差异十分重要，而其常常是能够遗传的……经验最丰富的博物学者也会惊奇地感到变异的事例如此的多……”。[1]可以看到，达尔文除了认识到变异的普遍性之外，已经在变异的随机性（不定向）方面有了很深的认识，相比之下拉马克的认识就要显得局限了。

达尔文和拉马克都看到了环境对于生物进化的作用，但对于进化过程中环境与生物的关系的细节上，以及生物本身的作用，达尔文与拉马克的观点却不相同。“拉马克认为引起进化演变的第二个原因是生物对环境的特殊条件做出反应的能力。拉马克说过，如果趋向于完善的内在冲动是进化的唯一原因，那么就只会有一条笔直的序列引向完善。然而在自然界中我们遇到的却是在种与属中各式各样的特殊适应，并不是笔直的序列。拉马克认为这是由于动物必须永远与其环境取得全面协调的缘故，当这种协调遭到破坏时，动物就通过它的行为来重新建立协调关系。”[5]可以看到拉马克认为环境变化是进化的起因，但主要原因还在于生物自身的需求：一种趋于完善的需求。让我们来看看达尔文的说法，在《家养条件下的变异》中：“生活条件以两种方式发生作用变异，作用于整个机制或作用于某个部分……外界条件的性质和生物本身性质相比，在决定每一变异的特殊类型上，其重要性居于次……不可遗传的变异无关紧要，但是能够遗传的结构上的差异……重要性不可估量”。在《自然条件下的变异》中：“这种变异似乎是独立于生活条件之外的……对于物种是无用的……原种与变种……能够用中间连锁把任意两个类型连接……变种很兴旺并超过了亲种，它就会被看为物种，而亲种被列为变种……也许会被取而代之”。[1]此外还提到了物种改变破坏了生物分布，从而改变了环境并影响了竞争条件。显然达尔文的观念是把变异与环境分开来看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达尔文和拉马克在进化机制上的根本区别：拉马克认为环境及其变化在顺序上居先，它们在生物中产生需求与活动，而后出现适应性变异；达尔文则认为首先是随机的变异，然后才是环境的有次序的活动（自然选择）；变异并不是由环境直接或间接引起的。